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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10月，李清与新婚妻子分离，苦等四年之后，却得到她叛变投敌的消息。

他想起之前的言笑晏晏，心如刀绞，怎么也不明白妻子怎么就背叛了自我信仰，成为国民党军统的特务。

不甘心的李清试图找寻妻子，可找遍大江南北却还是了无音讯，仿佛妻子已经人间蒸发了一般。

有人说她肯定已经改头换面，去过大富大贵的生活，可没人知道真相如何。

李清在疑惑中度过了煎熬的44年，直到半身入土，真相才姗姗来迟:

原来，妻子从来没有背弃组织，也从来没有欺骗过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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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，两鬓斑白的李清突然收到一份文件，里面写着妻子曾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经过。

翻阅过后，他的眼角瞬间湿润，看着最后一行“追认张露萍同志为革命烈士”的小字沉默不语。

时隔多年，他关于妻子叛离的疑惑终于揭开，而心里的石头落下之时，无尽的悔恨包裹住了他。

此时，李清只能从只言片语中追溯妻子张露萍的一生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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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露萍本名余家英，四川崇庆县人。

四川崇庆县，是一个历史文化悠长的地方，中国地方志的源头，在当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。

崇庆县古朴、雅致，青砖白瓦，柳枝拂过粼粼的水波，蜿蜒的河流淌过张锣打鼓的人间烟火。

一方水土一方人，这里的百姓都十分淳朴，即使到山河破碎、社会动荡的时期，他们也保持着善良的本性。

1921年7月3日，崇庆县一户家风严明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位女婴，她就是余家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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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家英的父亲名为余泽安，是一位私塾先生，虽然家境贫寒，但是父母对她的教育从未松懈。

她有两位姐姐，余家姐妹小时候经常围在父亲身边，听父亲讲那些流传甚广的民族英雄故事。

比如:精忠报国的岳飞，满心赤忱的文天祥。这些故事在潜移默化中，影响了余家英的心灵，在幼小的心田中播种下忠诚的种子。

好景不长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很快就被无恶不作的军阀破坏。

余家英上小学时，二姐因病离世，大姐则被军阀余安民强娶为妾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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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不公平的遭遇，余家英试图反抗却无能为力，她第一次意识到旧社会的腐朽，和个人力量的渺小，革命的火焰落在了她的躯壳之中。

时间来到1937年秋季，余家英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蜀华中学。

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抗日救亡的呼声在成都各界响起，各种抗议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。

在此期间，受到感染的余家英认识了同样拥有进步思想的车崇英、周玉斌、杨梦萍，并与她们义结金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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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面，车崇英的父亲身份可不一般，他是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同志。

在革命前辈的指导和进步思想的推动之下，余家英加入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，并投入成都的抗日救国运动之中。

潜藏在身体内的火种开始熊熊燃烧起来，她穿着学生装，在街头巷尾呼喊、奔跑，举着抗日标语，大声斥责日本军国主义恶行。

余家英决心投身于党的号召，报效祖国的信念也越发坚定，她开始对延安充满憧憬，渴望成为一名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新女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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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，党组织也对其给予了厚望。

于是在1937年11月下旬，在革命前辈的安排之下，余家英和十位思想先进的青年学子离开成都，奔赴延安深造。

在离别前，她回家看望了父母，郑重地告别了亲友，她握着父母的手久久不放，最后还是露出一个泫然欲泣的笑容，忍痛离开。

余家英走了之后，她的家人日夜挂念着她的安危，直至1970年，她的母亲逝世之前，还在念叨着女儿的去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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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的余家英化名黎琳，和一行志同道合的人奔赴延安学习，虽然一路充满了艰难险阻，但是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闯了过来。

当时，国民党军队十分警惕进步青年至延安学习，在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。

余家英一行人也是在地下党的帮助下，花费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成功抵达。

到延安后，有同样接受党的号召的青年学子前来接车，很多人都自动地帮女生搬厚重的行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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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清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他站在人群之中，身材修长挺拔，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看起来就像一个纤弱书生。

可令人想不到的是，他只用一只手就抬起了余家英的箱子，并悠然地向她说起了组织纪律。

两人初次相遇，李清便给余家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余家英第一次出远门，人生地不熟，和其他初次离家的孩子一样有着思乡的情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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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她下定决心，要投身于国家建设，但生活的变化还是给她带来了些许落差。

有时，她会写信给车崇英，让她寄一点故乡的小吃过来解解馋。

即使这里的条件很艰苦，但余家英仍然咬牙坚持下来，因为心中的红色信仰，她无畏无惧。

余家英被安排在陕北公学学习，因为表现优异，曾在学习的时候被选为小组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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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天生活泼开朗，拥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感染力，一些歌舞等文艺活动现场，总是有她左右指挥的身影。

因为余家英经常表演的歌曲叫《拿起刀枪干一场》，所以时间久了后，她也有了一个外号名为:“干一场”。

而她的能歌善舞，也自然吸引来了李清的目光。

李清一直觉得，他对余家英的爱是一见钟情。

两人在延安相遇、相知，当时余家英站在喧闹的人群中，整个人笑得异常甜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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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舞台上时，她挥动曲线优美的双臂，完全不扭扭捏捏，整个人落落大方地指挥着大家合唱，脸上洋溢着动人的光彩，好像全世界的视线都落在她的身上。

那道身影落在李清心中，即使被岁月冲刷也无比清晰。

很快，李清向余家英表达了爱意，他比余家英大一岁，但在恋爱方面稍显木讷。

余家英对着他噗嗤一笑，答应了他的表白，两个人的恋情异常顺利，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和目标，他们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
在对未来的畅想中，两人都表达了对彼此的爱意，和不愿意分离的想法。

心心相印的两人在1939年的秋天，成功步入婚礼的殿堂，新婚燕尔，琴瑟和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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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人本该好好地腻歪一段时间，可没想到在两个月之后，余家英便告诉李清:组织给她安排了一个秘密任务，她要离开延安，去重庆工作。

她沉重地发出叹息，最后被李清抱入怀中，两人都知道这是无可避免的，他们也早就有了为革命牺牲一切的觉悟。

次日清晨，李清将新婚妻子送到车站，两人再度相拥，最后彼此挥手告别。

余家英坚定告诉李清:“等打败日本侵略者，我就会回来！不会让你等太久的！”

看着余家英坚毅的目光，李清相信她一定会做到，可是命运却暗中开了一个玩笑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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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离后，李清总是向人打听妻子的事情，那些从重庆回来的同志告诉他:

看到和余家英很像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经常和“军统”一方的敌对分子出入花街柳巷。

虽然有很多人告诉李清这句话，但他始终认为这是另一个人，他的妻子不会背叛自己。

直到1943年，领导公布了妻子叛变的消息。

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刻，李清悲痛欲绝，他不敢相信余家英会背叛组织、背叛信仰，成为一个让人深恶痛绝的“叛徒”。

李清一直渴望知道，余家英在重庆遭遇了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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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家英是叛徒这件事情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洗清，直到新中国成立，她的故事也隐藏在人们视线之下。

而往年真相的浮现，则是因为一次机缘巧合。

在1958年，《红岩》中疯老头的原型——韩子栋调到贵州，他根据线索来到息烽集中营，希望去祭奠那七位集体遇难的狱友。

这里荒芜无比，韩子栋便请人进行了修缮，他曾被军统关押了十四年，那些狱友是他的“邻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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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的是韩子栋不清楚他们的来历，只知道他们虽然是军统成员，不知为何而锒铛入狱，遭受了五年的严刑拷打，临刑时还唱着国际歌。

他一直希望能查明他们的身份，但因为资料的不足，这件事一直无法进展。

直到多年之后，此事才得到转机，组织派人询问了韩子栋监狱里的具体情况，并成立工作组调查，终于在1982年得知了这七人的名字:

张露萍、张蔚林、冯传庆、赵力耕、杨洸、陈国柱、王锡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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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经过深度挖掘，1983年7月5日，调查组得到张露萍是地下党人的证据。

此时，有人给叶剑英元帅打了电话，也得到了认可信息:“张露萍不就是延安的那个'干一场’吗！”

到1983年7月26日，叶帅提供了书面材料证明，揭开了埋葬在历史中的陈年往事:那七人都是共产党员，张露萍就是余家英。

当时因为任务的机密性，只有少数领导知道张露萍的真实身份。

余家英来到重庆后，任务被更改，组织让她化名张露萍，以军统电台电讯处长张蔚林妹妹的身份深入虎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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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，张蔚林和冯传庆都是我方的秘密党员，不过因为当时没有联络点，他们处于随时都可能暴露的情况。

余家英来到这里后，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她被组织委以重任，让她领导军统局的秘密党员、为我方传递情报、暗中配合。

因为工作需要，张蔚林时常与余家英出入外交场合，而余家英也凭借自己年轻动人的外貌，与许多目标家属搭上友谊。

很快，两人发展了四名秘密党员：赵力耕、杨洸、陈国柱、王锡珍。

七人成立特别小组，在龙巢虎穴里进行抗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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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曾为我方传递无数重要的情报，让国民党的阴谋诡计破产，为我方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可是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，过于频繁的传递情报引起了敌方的注意。

令人震惊的“军统电台案”就此诞生。

事情败露后，蒋介石勃然大怒，七人因此被关押入狱，国民党手段残暴，将所有酷刑都用了一边，也没能让他们屈服。

最后，奄奄一息的七人被关押到息烽集中营，国民党不肯让他们轻易死去，继续以疼痛折磨着他们的心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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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家英和同伴们在息烽集中营坚持了五年，众人坚持闭口不言，不透露我方的一点消息。

敌人无计可施，只能将他们全部击毙......

真相大白后，组织立刻给李清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:余家英，你的妻子，不是叛徒。

2005年，李清不顾半截入土的身体，独自前往贵州的息烽快活岭。

在妻子的纪念碑前，李清眼角逐渐湿润，最后流下两行沧桑的清泪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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